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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能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何地位(2)?

2010-12-19 04:39:59 本文行家:朴至

在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广场, 矗立着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,其中就有代表东方思想的先哲孔子、老子和慧能,并列为“东方三圣人” 。慧能作为在我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, 其思想包含着的哲理和智慧


慧能
慧能
  隋唐佛学,除唯识宗外,都已是中国化了的佛学。这些中国化的佛学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。唯识宗之所以没有中国化,由于它是在唐初由玄奘引进过来的,还来不及中国化,而且不可能中国化。所以,它在当时只红火了一阵,而其后不传。其所以不传,不仅在于它的繁复的认识论,即到达佛国要有一系列的认识程序,令人难以操作;更主要的是它没有植入中国本土文化。所以,它的根只在西方,到中国来就成了无根之木,无源之水,因而不能开花结果。其他各派则不然,它们都已植入了中国文化,构成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。禅宗尤其典型,所以后来大行于世。

  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后,人们是把佛图视同老子对待的。这一方面加速了道教的形成,另一方面则促成了魏晋玄学的诞生。道教集方仙道、黄老、阴阳五行于一体,因而能与佛教相并立。玄学上道下儒,尽管它讲名教自然,但名教终归是儒家的东西,和道家之道是很难溶为一体的。所以,魏晋之后,玄学就为佛学所代替,不再成为热门话题了。不过,玄学并没有真正消失,而是转化到佛学中去了。道与佛合而为一,以佛的面貌而出现,其结果就是华严宗。这里不能多说,只指出一点就够了。华严宗之佛是派生万物的,而它自己则是不生不灭难得捉摸的,真可谓:“玄之又玄,众妙之门”。天台宗也是从玄学演化而来的,其法门曰:“止观”,而以“无相为体”。这里所说无相,一方面指万物生生灭灭,转瞬即逝,其形象是不定的;另一方面是说佛也是无形象的。在这一点上,天台宗和禅宗有互通之处。但彼此之间又有区别。区别在于:天台宗之佛和华严宗之佛一样,都是外在的东西;而禅宗之佛是内在的,是心中之佛而非身外之佛。这就是说,华严宗和天台宗都化玄学中之道为佛,而将名教自然舍弃了。禅宗则是从名教自然演化而来的。

  如所周知,魏晋玄学是从讨论才性开始的,不管对此作何解释,但才性为自然禀性,则无疑问。名教自然,即名教本于自然的才性,而非由“外铄我也”。禅宗所说本性即佛,佛即大智慧,岂不是说智慧为本性所固有,才性合为一体,故佛性不二吗?明乎此,名教自然和佛性不二也就不矛盾了。不管在寺在家,就都可以修行成佛了。名教的根本不外乎忠孝之道,而佛门受到非议的也多是因其违反忠孝之道。禅宗就本性言佛,自然不排除忠孝之道。慧能在给一位地方官的佛偈中就是这样说的。现全录下来,共同欣赏。

  心平何劳持戒  行直何用修禅

  恩则孝养父母  义则上下相怜

  让则尊卑和睦  忍则众恶无喧

  若能钻木取火  淤泥定出红莲

  苦口的是良药  逆耳必是忠言

  改过必生智慧  护短心内非贤

  日用常行饶益  成道非由施钱

  菩萨只向心觅  何劳向外求玄

  听说依此修行  西方只在眼前

  这一段佛偈究竟是佛是儒,很难分个明白。其内容包含着儒家的伦理道德,而以佛的形式表现出来,甚至佛的形式都不完全,可见禅宗是佛学化的儒学,把儒学化进佛学中去了。

  由于玄学和儒学均为佛学所吸收,成了中国化的佛学,因而从南北朝至隋唐,就只有经学而无儒学。儒学依托于经学而建立,但经学并不等于儒学。经学是一种音韵训诂之学,或曰正义,或曰注疏,即所谓小学;而儒学则指历代儒家学说,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董仲舒《春秋繁露》,等等。至今为止,我们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类似这样的著作。当然,解经之作也有成为一种学说者,但其实质乃是用某种学说来解经。如慧能对佛经,就是按禅宗来解释的。那个时期有没有此类解释儒家经典即所谓五经(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)之作呢?我看没有。

  但中国本土文化有其深厚的根基,它是不会长期掩没在佛学中的。所以,从唐代中叶以后,就出现了恢复中国本土文化的思潮。这可以韩愈的《原道》和李翱的《复性书》为代表。《原道》是讲中国自古以来固有的道统,复性实即恢复先秦儒家以来的性情学说。由此就引出宋代的理学与心学来。

  思想文化的发展必然以其先行的思想文化为前提。所谓先行的思想文化,即已有的思想文化积累,特别是近期的思想文化积累。韩愈讲了一大套道统,可是这个道统从孟子以后就逐渐失传了。他不承认玄学也是中国的道统,因为这就等于承认佛学是中国的道统,而他就用不着那样起劲地去排佛了。但不承认这个道统,道统就绝而不续,无从恢复起来。所以,他只能徒发空论,放了一阵空炮之后就偃旗息鼓了。中国的道统在哪里呢?

  玄也不是,佛也不是,当时存在的就只有道教了。果然,尔后的程朱理学从道教中找到了这个道统,它就是先天道。所以我曾说,理学是从道教中引发出来的。理学又称道学,盖由此也。但中国原来的道统是朴素而粗疏的,缺乏缜密而详尽的论证。就拿先天道来说,它也不过是无极生太极,太极生阴阳,阴阳生五行,五行生万物,如此而已。怎样完善中国的道统,使之系统化呢?这就需要从佛学中把玄学再找回来,找回那个佛学化的玄学,即经过佛学的理论加工处理的道统。理学的理一分殊的思想体系,就是这样完成的。因此,有些人认为,理学出自华严宗,也不无道理。所谓理一分殊,即万物同此一理,而此理存在于万物之中,它本身是不可见的。如果我们改此理为佛,理学岂不是佛学了吗?

  天理既然存在于万物之中,这就有一个如何见物而知理的问题。用理学家的话说,这就是格物穷理了。要格物穷理,首先必须正心诚意,致志格物。为什么呢?因为人心为物欲所掩蔽,正心诚意就是清除物欲,心无欲念,而后致志于穷物之理。这样,就提出了一个天理和人欲的关系问题,即:存天理就必须去人欲,不去人欲就不能存天理。存天理包括人心中的天理,所以去人欲就要清静其心,这和佛门的持戒修行就没有什么两样了。

  天理和人欲既然是水火不相容的,因而由天理衍化而成的礼教就成了束缚人性的精神枷锁。要摆脱这种精神枷锁,除自寻无常外,就只有两条出路:一是出世,二是出家。还有没有别的比这更好的出路呢?曰:有,这就是由人性论产生的陆王心学。

  人性是一个古老的命题。从先秦儒家起,有性本善说,性本恶说,无善不善说,善恶混说,性三品说,性与命离合说,性与才离合说,性与情离合说,如此等等,莫衷一是。但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即其粗略性和简单性。李翱写了《复性书》,无异是想恢复先秦的人性论,从而恢复中国的道统,但如前所说,中国传统的人性论已为禅宗所吸收,化为佛学的人性。所以,要恢复传统的人性论,就必须和禅宗相对接。李翱可能是不愿这样对接,也可能是没有发现这个接头,所以复性也就没有着落。后来陆九渊抓到了这个接头,从而提出了他的心学理论。程朱理学明接道教而暗自吸收佛化道学,所以从表面上看不出它的佛学痕迹;心学直承禅宗,令人一望而知其来自佛学。因而朱熹与陆九渊辩论时,得以道学自居而称对方为禅学。岂不知禅学,特别是南宗禅学,就内容而言,实乃最系统的人性论。理学产生于北宋而盛于南宋,心学产生于南宋而盛于明清之际,这说明心学是从南宗直接产生的。

  心学的根本命题是心即理或理即心,心外无别理。这样就有一个对天理的解释问题:程朱理学视此为心外之理,心学则视之为心中之理。由此又引伸出我心即宇宙,宇宙在吾心这样的命题来。心学和理学之争就是围绕着这些命题而展开的。

  朱陆心学和理学之争难分胜负,到元朝把理学定为官学,心学才一度衰落。元明清之所以把理学定为官学,是为了网络一批理学之士,作为推行王道教化的工具,要民众顺从王道教化,从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。但这种残贼人心,戕拂人性的礼教,是不足以服人的。于是王阳明在格物不通之后,转而求之于心学,从致志格物转入致良知的轨道。何谓良知?天性之知也。致良知者,启发本性之知也。

  在心学由衰转盛之际,北宋张载关学也从寂寞中走了出来,为心学增添了更大的活力。关学的核心是理气之学。理即气或气即理。人含气而生,因而气即理,亦即心即理。万物含气而成,故万物皆有此理。人与万物同此一气,彼此自然同此一理,气分阴阳,合而成物,合而成人,故一阴一阳谓之道。由此就提出了道器关系或事理关系问题。即:道在器中,器外无道;或:理在事中,事外无理。而理学家之道或理,则是一颗无极丹,从天上掉下来的。理学家也讲阴阳,但讲的是阳尊阴卑,而不是阴阳合一。因此,从天理就派生出三纲五常来,成了扼杀人性的礼教。所以,清初思想家戴震喊出了“天理杀人”的口号,鲁迅则喊出了“礼教吃人”的口号。

  事理之学,人称实学。实学夺取了理学之天理,理学就失去了灵魂,于是转而为朴学,又研究注释起群经来了。汉代也有经学考据,故朴学亦称汉学。但经过理学的洗礼,二者毕竟不同:汉代注经是盲目从经,而清代考据则是理性解经。

  说到这里,我们就可以窥见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了。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流派对立统一,循环发展,这就是中国思想文化演变的规律。在这里,有三个集结点:一是玄学、二是理学、三是实学。中国的道统延续不绝,就因为它是在不断分合中前进的。由于不断分合,所以它既具有统一性,又具有多样性;多样性在统一性中,统一性中有多样性。这其中,不仅有本土文化的诸多流派,而且有外来文化的诸多流派。有见于一,无见于多;有见于多,无见于一,都是不对的。何谓道统?道统者,主体文化之谓也。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,不仅在于它能集本土文化于一身,而且还能把外来文化导入本土文化。就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而言,这里不是什么何者为体,何者为用的问题,而是化为一体的问题。所以,说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;或说西学为体,中学为用,都是想入非非的虚妄之言。

  这里说的西学是指近代西学。早在明代,就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,时称其为泰西之学。泰西之学对当时中国的本土文化有冲击作用,促成了实学的产生,但并未化入中国主体文化,所以在中国主体文化中不见其踪影。可见,任何外来文化,如果不能中国化,都是不能发育成长的。人们悔恨泰西之学未能占领中国本土文化地盘,却不知它并未化入中国主体文化。因此,它在中西方文化之间如穿梭之客,过了一阵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  近代西方文化被介绍到中国来者,几乎应有尽有,但能站稳脚跟者却屈指可数。这里边的奥秘,就在于它和中国本土文化接上接不上茬,从而化入中国文化。例如,基于实验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,就能和乾嘉考据接上茬,因而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相应的贡献,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组成部分。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外来文化,它也必须中国化,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。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?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,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。不仅此也,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承接关系。如《实践论》与知行说,《矛盾论》与传统朴素辩证法,等等。这里特别应当指出的是,明末思想家方以智在其《物理小识》中指出,事物之理就是“合二为一”,这就非常接近对立统一的规律了。毛泽东的成功,在于他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武器,找到了中国式的民主革命的道路,而他的失败则在于没有找到中国化的社会主义。可见,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中国化,成为中国主体文化的构成部分,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否则,任何外来文化,都只能是文人书斋中的东西,人民群众是不会接受的。

  中国主体文化不仅是载之于典籍的东西,而且是中华民族思想意识中的东西。它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心田里,形成其特有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,民族心态和民族道德,民族共识和民族精神,真可谓普天之下,芸芸众生,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。我们应当从这里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,而不应仅仅在书本上去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。何谓主体文化:民族文化是也。

  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,是和对人性的探讨分不开的。所谓人性,是相对于鸟兽之性而言的,指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。孟子说过:“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”,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否定人性论,认为只有阶级性的人性,而无超阶级的人性,完全搞错了命题。因此,不管对人性作何说法,其目的都是为了人性的完美,心灵的纯洁,显示人为万物之灵的自然本性,实现人生的高贵价值。由此就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观、人权观、价值观、法制观、民族观,等等,等等。我们无视人性论,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人的道德观、人生观、人权观、价值观、法制观、民族观,等等,等等。例如,慧能说:“愚痴是畜生”,就是拿人与畜生对比而言的。中国人称侵略者为野心狼,为鬼子,也是说他们灭绝人性,与野兽无别。再如虐待父母,拐卖妇女儿童,就是丧失人性,畜生不如。反之,中国人讲民族大义,民族气节,不畏强权,宁死不屈。如此等等,俯拾可见。由于中华民族在近代落后挨打,受尽了屈辱,所以我们说人权就是生存权和发展权,中华民族要生存,要发展,个人权利在其中焉。如果国破家亡,当了亡国奴,还谈什么人权?这种人权观,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,而一些帝国主义的孽种更利用人权问题对我们进行政治攻击。但是,他们要扼杀中华民族的生存,阻挡中华民族的发展,已经不可能了。慧能说,人都有智慧之性,此言甚当。有此本性,我想对于一切危害中华民族的言论和活动,是会分辨清楚的。愿所有中华儿女,都能见本性智慧,为祖国统一,民族振兴,各尽所能,各出其力,在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。有此佛果,岂不善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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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:
[1] 华声星空,http://zj.voc.com.cn/listId.asp?GClass=&FId=6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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