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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哲学在古代文人心理修养中有哪些作用?

2010-12-16 12:53:31 本文行家:朴至

佛教哲学与古代文人似有某些天生的切合之处。古代有很多文人墨客信奉佛教的,他们大多在佛教的教义中寻求到心灵的安居之所。文人大多天生敏感而热情,或是忧闹国事,或是怀才不遇,心中块垒难消,而佛教正好给他们提

佛

     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加缪曾经在他的随笔《西西弗的神话》中这样说道:“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,那就是自杀。”加缪本人足不赞成自杀的,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发疯或自杀的文学家、艺术家、哲学家确实不少。如亚里士多德萨福梵高茨威格海明威、马雅可夫斯基等等,发疯的则有荷尔德林、尼采等。英国心理学家菲利克斯·波斯特博士研究认为:创造性才华和病态心理这两个人类心理活动上的极端,有着某种联系。天才中多有精神疯狂症,而精神疯狂症又时常能激发灵感和创造性。用艾森克个性问卷(EPQ)对艺术家、作家进行测试,发现作家在概念过度包涵、怪异思想上和精神病人极其相似。菲利克斯·波斯特博士按现代精神病理学的分析方法,研究了人类历史上三百名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,其中提到:有严重精神病理症状的,思想家中有二六%,如尼采、罗素、卢梭、叔本华等;作曲家中有三一%,如瓦格纳、柴可夫斯基、普契尼、舒曼、贝多芬、莫扎特等;画家中有三七%,如梵高、毕卡索等;小说家中有四六%,如陀思妥耶夫斯基、福克纳、海明威、普鲁斯特、劳伦斯、卡夫卡、司汤达、福楼拜、莫里哀、托马斯·曼等。无论他的研究可信度有多大,这些事例至少表明了西方知识份子阶层相对紧张且混乱的心理状况。


     对比之下,中国同期的文人发疯、自杀现象却较少。除了战国时屈原,明代的徐渭、李赞之外,一直止于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,极少有为“灵魂问题”而自杀者。这几位自杀者的死,正如李泽厚先生在其大作《华夏美学》中所说:二这种死亡的选择更是情感上的”,二这种情感上的‘绝不能活’不是某种本能的冲动或迷狂的信仰,而仍然是溶入了、渗透了并且经过了个体的道德责任感的反省之后的积淀产物。”出现得比较多的是殉国之类出于忠君爱国传统而自杀的情况。那么,是中国文人不关心任何存在、本源、灵魂、终极价值等形而上的问题吗?当然不是。事实上,他们自古以来就有苫苦思考、探索终极存在问题的传统。他们没有最终陷入存在问题的荒谬性泥潭,亦非心理比西方同行们健康多少,而是因为他们较早即构筑了对抗存在荒谬、精神虚无的强大心理基石,并且在几千年的文化融和与传承中逐步将其完善为坚实的支柱。佛教的人生哲学,正是这支柱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
    繁衍生息于农业文化氛围中的中华民族,自古即富于重实际、乐天知命的思想传统。在佛教未传人中国以前,儒家和道家并立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两大家。在对生命的无常和人生的意义进行探寻的过程中,他们分别建立了不同的思想体系。儒家是将着眼点放在现世的生命上,强调生的价值与意义,“不知生,焉知死” (《论语·先进》):并且要秉持永不放弃希望,奋发向上的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 (《易经·乾卦》)之精神,以道德战胜虚无。而道家则从原始浑成万化归一的“大道”观之角度出发,主张一生死,齐物我,“乘云气,骑日月,而游乎四海之外。死生无变于己,而况利害之端乎” (《壮子·齐物论》)?达到清明静虚的大道之境。儒道两家的共同点是都对人生的苦难采取坦然面对的态度,通过同构天人而克服种种困难。这种共通之处使二者最终混同而形成“儒道互补”的局面。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,中国广大的知识份子之所以能够抵御乱世考验,以这种“儒道互补”作为精神防线是重要原因之一。阮籍佯狂而不真狂,嵇康临刑潇洒,均因其有支撑着他们活下去的不可动摇之信念。

    佛教自唐代达到极大完备,主要宗派均已发展巩固。而中国文人对佛教精神的彻底吸收消化则要等到宋代,正如末代程朱理学的影响要到明代才形成气候一样。佛教的东来,对中国原有的儒道世界观造成了空前的冲击,但三者之间又具备很多共同点。如佛教禅学同儒家、道家一样重视显示世界和日常生活,认为“日用是道”。尤其是中国化佛教——禅宗的形成而鼎盛,最终完成了儒、释、道的精神统合。人生是悲剧,是苦,但仍然要积极的活,愉快的活,享受每一个片刻,达成生而为人的职责。这是中国儒、释、道三敦的共识。在对自然(天道)的审视和对自身(人道)的内省进一步深入后,中国古代知识份子的心灵更加趋向深沉、超脱和形上层次的追求。

     自唐代开始,知识份子已经呈现出亲近佛教,并从佛教精神中汲取力量的明显趋势,但其对佛教的吸收应该说仍是本着「以佛济儒”的观点。兹举中唐著名文学家刘禹锡为例。是时社会崇佛文化氛围浓厚,刘禹锡自幼学佛,与诗僧皎然、灵澈过往密切。初入仕途曾经颇为得意,贞元九年(七九三),年二十二登进十第,复登拔萃科,授太子校书。这一时期的刘禹锡是踌躇满志,一心治天下济苍生的。其思想以儒家为主。顺宗即位,他参与卫执谊、王叔文改革集团,为屯田员外郎,锐意革新,终致宦官藩镇之忌。顺宗被迫逊位,改革集团尽遭迫害。刘禹锡贬朗州十年,回京一月即复贬为播州刺史,请改连州,居六年,量栘夔州。至此复归释教,潜心佛理。在其(送僧元皓南游并引)中自言:“予策名二十年,百虑而无一得。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。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。”究其根本,虽然他思想的基点还是儒敦,但在社会意义上,他重视佛教的济世软化之功能:在精神层面上,他注重佛家心性理论的精妙深奥和对人修养的启迪作用,佛教哲学已经成为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从人人称羡的高位骤然跌入低谷,贬谪边荒,还而复贬,贬而再还,一生可谓起伏跌宕,然而始终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。正是在儒家自强不息精神和佛教淡泊浮世态度的共同滋养下,才使得他度过艰辛岁月,寿至七十一岁,在古代已经算是得尽天年了。

      至末代,佛教哲学更深刻地为中国古代知识份子所吸收,与儒家、道家鼎足而三,为古代文人建设强大心理防线起到了更大的作用。华严宗的无比庄严圆融无碍的华严境界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重人生历练,给予文人们对于世界之美的启发,促使他们更加热爱生活,认识到本来融通的世界真相。禅宗直指人心,见性成佛的顿悟说,给予他们步上精神之至高层面的信心。般若空宗之诸法空相,使他们在不如意的人生经历中超脱痛苦与迷狂,进而追求更高层次的解脱,而淡然面对肉身的磨难。他们不仅以佛教敦义来熏陶修持自己的心灵,同时还以“禅悦”、“禅趣”来陶冶自己的性情,将佛教禅学精髓融人文艺创作中,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品味。可供列举的例子很多,最有代表性的是苏轼,其人一生历尽劫波,终知世事如春梦,而一如既往的达观潇洒,实在已得三敦之精华。其他如欧阳修、范仲淹、朱熹,乃至明代王阳明、唐寅、张岱,清代石涛、八大山人、扬州八怪、曹雪芹等等,莫不从佛教中汲取营养,而以洒脱的心态走过坎坷之人生。

      然而这种精神支柱毕竟不是不可摧毁的神殿之柱。至五四运动以来,中国积弱,开始崇尚西学,其问又因数次重大思想运动,使得中华民族古老的精神统绪终遭严重破坏乃至颠覆。而另一方面,新的精神体系又并未建立,导致现在高知识人群中出现普遍的悲观空虚,消极厌世的现象,大量的文人自杀现象发生。或谓此为中国终于有了大师的征兆,我个人实在无法认同。我诚心盼望佛教力量尽快加入新的精神防线构筑中,为重建华夏精神而做出贡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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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:
[1] 佛缘咨询:http://www.foyuan.net/plus/view.php?aid=824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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